郭敬明上了《纽约时报》，有人high了，有人恼了。如果这是社会价值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倒也没什么可说的。问题是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价值紊乱的症状。

    这件事情，个中就存在不少误读之处。报道称郭敬明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是引起许多人不爽的原因。但我看了一下，人家这篇报道乃以《中国流行小说家》为题。这样的话，其限定条件也就十分明显———这是在商业的、大众的意义上作出的一个“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不由分说、一棍子打死的评判者，可以先行退场了。因为在这时候，你不仅不能拿郭敬明和鲁迅比———这在时间条件上就不构成对比，也不能和任何从事所谓“严肃写作”的当代作家比，他们干的根本不是一类活儿，也就形成不了直接的对比关系。

    而部分评论对《纽约时报》的误读，更多是建立在误读郭敬明的基础上。在如何看待郭敬明的问题上，许多人往往搞不清畅销书写作和小众写作（也可以称作严肃写作、经典写作）的区别，也没搞懂消费文化、偶像文化和经典文化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不仅不能客观看待“郭敬明现象”，更搞不明白《纽约时报》这则报道的具体语境。而实际上，如果从消费文化的角度，以郭敬明当下的人气，《纽约时报》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至少不是无稽之谈。

    不过，这还不是关键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纽约时报》的报道，国内舆论所表现出来的价值紊乱状况。

    说老实话，这不过是一则普通报道，或仅代表一家外国报纸的说法。但到了我们这里，却成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除了普遍的愤懑，还有人认为报道“明褒暗贬”，本意在于“以超然的姿态在贬低中国的作家和中国政府的形象”，更有人指出这是一种挑衅，提醒人们看清“文章深处的险恶用心”。这些态度，要么非常在乎“外人”对我们的看法，要么总以为人家挖空心思就想诋毁中国人，大抵又都是走极端的价值取向。说严重一些，或者不无“奴性”，或者充满“受虐心理”，就是不能摆正心态，客观理性地看待之。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许多人对国外报道的看法，大抵也是如此———并非遵循事实本身，而是凭一己喜恶妄加论断。比如，看到自己喜欢的人物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就鼓吹这是中国影响力提高的表现，或者西方对中国的认可云云，这份刊物自然也成了世界权威刊物；一旦在同样封面上出现不那么受人认可的人物———比如章子怡，这份刊物又立即变成低级刊物，是在犯傻。就这样，那些国外媒体时而成了权威象征，时而又沦为居心叵测的“敌对势力”。而事实上，人家不过是按照自己的那一套价值理念行事，即便存在误解和隔膜，未必真有那么多的“险恶用心”。再退一步讲，即便真有什么恶意言论，也不代表国家或政府立场。

    说到这里，我的意思很简单。中西文化和价值理念本身存在颇多隔阂之处，因此在各种领域———包括新闻报道，彼此间的认知肯定有所不同。所以，对于国外的一些中国报道，大可不必动辄上纲上线。至少在指责别人戴有色眼镜的同时，也该看看自己是否存在误读。更何况，消除这种文化隔膜，肯定不能光靠互相指责，而是要增进交流和沟通。

    回到具体问题，《纽约时报》这次报道郭敬明，或许存在偏颇之处，甚至可能真的是在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却远远谈不上“妖魔化”，反倒是那些大加贬斥者，不无“妖魔化”倾向。而我认为，这种“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的心态，比之人家对我们可能存在的误读，还要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