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8年2月13日，春节七天大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下午4点刚过，家住昌吉的商昌桥已经赶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庭的原告席上，他一边整理自己即将要用的资料，一边时不时地注视着对面被告席。

    已经过了开庭时间，可被告席上依旧没有人。这验证了商昌桥事先的猜测：被告可能会缺席。

    作为一名老师，他本可以有足够的耐心继续等下去，可这一次，他决定不能够再等了。因为自己先前所做的一项关于高考录取情况的研究，在编辑成册后，这份讲稿竟遭人“盗用”。而“盗用”者是国内某知名大学在新疆的一家教育服务中心。自己辛苦研究的成果，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就遭遇他人先“下”的“强手”。几经协商未果后，商昌桥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由于种种原因，这已经是此案的第二次审理了，但被告却始终没有到庭。

    事由:

    研究"均线"带来创作灵感

    说起商昌桥这份被人“盗用”的讲稿，还得从他的职业经历讲起。

    2001年，商昌桥进入昌吉某技术学院任教。理工科出身的他在学院里主讲机械工程类及建筑类的相关课程。这其中，数学统计学的一些理论及应用，对商昌桥来说是驾轻就熟。从教的过程中，商昌桥也时不时地炒炒股，他喜欢在观察K线图的同时，习惯性地运用一些数学或统计学上的理论加以分析。而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分析股市所运用的统计学中的均线理论。运用均线来研究股票，对日后商昌桥举一反三，通过均线研究高考录取奠定了基础。

    2005年，商昌桥一个亲戚的孩子参加高考，虽然是作为老师，可对于孩子在填报志愿时遇到的困惑，商昌桥却没能帮上忙。手里握着不少学校历年在新疆高考录取的情况表，但亲戚的孩子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倘若能有个相对准确可行的分析方法帮助这些考生填报志愿，那该有多好啊？此时，商昌桥想到了股票，继而又想到了分析股票时运用的“均线”。

    均线，历来都是统计分析学中最基本、又最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对股票进行技术研究的人都知道，运用“均线”对股票技术分析是比较可靠的分析手段。

    既然股市这么变幻莫测都可以运用均线进行分析，那么高考录取可不可以也运用均线进行分析呢？商昌桥决定试试！

    于是，他开始着手收集有关高考录取方面的大量信息和资料。

    2006年，商昌桥的“均线”高考录取研究成果初步形成。这一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在这个原本以就业指导为主的公司里，商昌桥尝试着把自己的成果介绍给更多的人接受。2007年3月，他的研究成果最终完成。先是身边的人，在经过面对面的指导后，越来越多的考生家长找到了他，请他把留存的一本成册的讲稿“卖”给自己。

    看见自己辛苦总结整理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成果得到认可，商昌桥决定再向前迈进一步：2007年5月，商昌桥把取名为《新疆高考录取研究》的“讲稿”装订成册，并在自治区版权局进行了登记。

    争端:

    克隆创作成果“就差一步”

    随后，商昌桥开始在昌吉、米泉等周边地区一些高三年级进行免费授课。授课虽是免费的，但如有学生或家长需要《高考录取研究》册子时，就必须每本另行支付20元购买。“均线”理论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收获：仅在呼图壁县某中学第一次讲课，就售出了300本。自己一朝的研究，既给考生提供了帮助，又为自己创造了不小的收益，商昌桥喜出望外。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一个月后，2007年6月的一天，商昌桥应邀来到米泉市的一所中学授课，还没进校门，就被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拦住了，对方向他推销了一本小册子，名为《2007年各大学录取分数预测》，售价也是20元。出于好奇，他随手翻了一下，竟然看见了自己设计的表格及全部数据内容，甚至连为了便于区别而随手做的标记注解都被“拷贝”了下来，文中却只字未提自己的名字。从这本册子末页的盖章来看，是某高校在新疆的一个教育服务中心所为。

    这一堂课，还没等商昌桥开讲，台下就已经有人拿着在校门口买到的《分数预测》开始研究了。500人听讲，那一堂课下来，商昌桥只售出了不到一百本的《录取研究》。同样的情况在第二天，商昌桥到昌吉某校讲课时又遇到了。为制止对方的行为，商昌桥直接联系到该教育中心当时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吕斌。

    得知来意后，吕斌向商昌桥表达了歉意，并写了书面的致歉信，但却对其所提出的赔偿问题表示不能完全接受。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并非“故意”，况且研究中所用的数据是自治区招办对外公布的统一数据，而对方所运用的“均线”理论也并不是什么专属发明创造的。公开的数据，公开的分析理论，自己其实一直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还差一步”而已。

    2月18日，记者见到了吕斌，吕斌说，自己曾对这一行为向商老师写过书面致歉信。但他本人其实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只是总也找不到一个科学合理的编排方式，在看到商的成果后，觉得其编排方式比较直观，为了图省事，所以就“用”了。

    在商昌桥的《录取研究》和该教育中心的《分数预测》两本册子上，记者均未看到有相关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刊号。

    支招:

    守法维权谨防权利错用

    随后，记者又来到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就此事进行采访。该局版权处巴哈古丽处长告诉记者，像商昌桥老师一样，有些从事教育的教师，会把自己在工作中通过对经验总结而形成的一些讲义、教案、讲稿等作品集结成册，这些作品自完成之日起，就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著作权人就相应拥有了发表、署名、修改、复制、发行、出租等等权利，倘若他人再使用，则须先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并支付一定报酬。

    鉴于我国对出版行业发行还有其他的相关规定，假若著作权人想把自己的文字作品出版发行公开发售，那么就应通过正规出版社进行，同时需获得相应的书号或刊号；即便是不准公开发售的内部资料，也应获得内部资料的刊号。如果这种作品既没有出版发行的刊号，又在公开发售，那么就可能属非法出版物，也就违反了出版发行的规定。

    巴处长给商老师支了一招，可以先办理一个内部资料的刊号，然后继续举办培训班，但培训班以收取门票的形式开展，讲课结束后，再把这本资料免费赠送给听课的人。这样一来，商老师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著作权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了。

    采访中，吕斌一再强调，自己其实已经开始运用同样的方法，对高考录取进行研究了。而他的数据资料同样是来源于自治区招办每年对外公布的统一数据。方法、数据来源都一样，自己只是比别人慢了一拍。那么，假若吕斌在未看到商昌桥的研究成果情况下，无意间也研究出了这个成果，他还能不能申请享有著作权了呢？

    巴处长明确告知，如果有充足的证据能证明，吕斌是独立完成此项研究，并且没有可能事先得知对方的研究成果，那么他也同样可以享有和商昌桥一样的著作权。

    虽然这些研究所用的数据、公式、理论是公开的，但商昌桥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重新得出了自己的成果，应当享有著作权。如果吕斌在未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而擅自使用了其作品，应当说是构成了侵权。而假若在没有发行书号或者刊号的情况下，再继续公开发售，那么，其行为在可能构成侵权同时，也可能违反了出版发行的相关规定。

    关注:

    作品登记：有力的证据保障

    接受记者采访时，商昌桥最先给记者展示的证据，是一本他的《作品登记证》。那么，作品登记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有什么用呢？

    巴处长向记者介绍，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这种登记制度完全出于自愿，换言之就是，作品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但是，如果一旦因为作品著作权发生纠纷，这种登记就能起到一个有力的“证据”作用。有人曾在自己的著作权遭到侵权后，却因为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对其作品享有著作权，而后悔不已，如果此时能有一份《作品登记证》，那么情况就有可能出现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