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痛》记录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阮梅

　　“从一开始我的笔墨就充满了凌厉甚至凌乱，直到现在，我也做不到用理性将自己的感情慢慢沉淀下来，再用生花妙笔去好好地将它作为一个作品来完善。” 湖南作家阮梅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阮梅说，在整个采写过程中，她的身份根本不是作家，而是一位母亲，一个因为孩子的痛楚常常心疼得泪流满面的母亲。

　　■缘起两个孩子自杀—— 下定决心

　　阮梅历时多年，深入多个打工省份，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教育问题，以及与留守儿童问题相关的农村养老保障、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匮乏、农村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有待改善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调查，最终著成了《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一书。全书共分缺位、悲情、救赎三篇，真实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生存困境，从家庭、学校、社会各个方面揭示了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频发的根源，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理性分析与深层思考。

　　阮梅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始于2003年。“我在从事学生心理问题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大一部分有问题的学生都来自父母打工家庭。其中有两个孩子，一个上了网瘾欲罢不能而最后自杀；一个怀孕了不敢跟姑姑讲而跳河死亡。就是这两个孩子的死，让我下定决心要做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这个专题调查。”阮梅说，当时社会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重视程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显现出来，她最初的打算，是将调研材料打印成册送达各级相关部门，引起国家和全社会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来陆续将它们写成文章，以中篇的形式在各杂志发表。“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愈发感觉中篇远远不能承载内容之重，就把它们写成了长篇。”

　　■创作木讷流泪的脸—— 坚持调查

　　在外出调查的两三年时间里，她先后走访湖南、安徽、河南、四川、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市县，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罪。但在阮梅看来，身体上的苦还不算苦，“最苦的是，由于收集到的信息在脑子里贮存过多和题材本身的沉重，大脑始终无法进入休息状态。记不清有多少次，整晚整晚无法进入片刻睡眠，那种难受，有口说不出。特别是调查越深入，越觉得完成这个题材须涉及的领域多，创作的难度大。”

　　阮梅说，她学历不高，之前从事的也是与写作无关的职业，“走访越深入，感觉涉及的面越大，心理压力也越大，深感以己之力难以承载这个题材的沉重与浩大。所以好几次产生动摇，想到放弃。但每每这个时候，那些留守孩子的脸，顽皮的、嬉笑的，更多的是木讷的、流着泪水的脸，就会在脑海里出现。因而，再苦、再累、再难，我也只能坚持”。

　　在采访中，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儿子犯事，抓了犯，犯了抓。母亲回家了，孩子的恶习慢慢改掉了。让她心痛的地方很多，大到2000万之多这样的留守儿童数字，各类极端案例；小到孩子的一个眼神，孩子只要提起父母就想流泪的那种眼神。让阮梅郁闷的是，在采访过程中，常常出现被排斥的情况，“自家的悲剧不愿撕开给人看，这是人之常情。家长从最初的排斥到最后的接纳，肯定需要一个过程”。

　　■主题2000万儿童—— 解决问题

　　阮梅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有其特殊的背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减少实质意义上的农民，加快了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步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作为一个2000万人的庞大群体，谁来为他们修补破损的亲情、成长的天空？他们的未来究竟会承载怎样的命运？”阮梅希望自己的这部作品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个立起来的问号，期待它能够引起更多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更多人对该问题的关注——特别是行动，从而逐步解决这一问题。“2000万个，一个不能少！这是我在作品中寄托的情绪。”

　　阮梅表示，近年来政府已将留守儿童问题摆到桌面上讨论并付诸实际行动，全面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它的解决需要我们整体的参与、全社会的担当，而不能简单地将责任直接推给哪一级政府或者农民工”。

　　■形式 调查刺激身心—— 传真记录

　　在此之前，阮梅的文学创作形式主要是散文，从容、细腻地叙说悲情旧事。“可是，在写《世纪之痛》的过程中，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叙事上的从容与笔墨上的细腻。因为随着一路调查而爆满在我脑海里的众多信息，总是日夜不间断地以轰炸的方式剌激我、鞭挞我，我来不及将它作为作品来布局谋篇，作为文学来思考，只是在以一种传真式的记录方式，不断地接收，再接收，然后过滤掉一些文字。”

　　所以，她的笔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凌厉甚至凌乱，直到现在也做不到用理性将自己的感情慢慢沉淀下来，再用生花妙笔去好好地将它作为一个作品来完善。阮梅说，在整个采写过程中，她的身份根本不是作家，只是一位母亲，一个因为孩子的痛楚常常心疼得泪流满面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