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不敢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平民体。过去的历史倒不一定是写给后人看的，是写给皇上看的。

　　譬如他写到隋炀帝，就称他的名字杨广，唐太宗就是李世民。很多人对这一种写法不习惯，在阅读上造成障碍，为了这件事，他还与我争执过多次，因为很多皇帝的名字是非常古老少见、甚至今天已没见过的字，读不出来的字，我认为不应增加读者阅读上的困难，建议他一个折衷之道：名字与谥号并列。但他依然坚持他的做法，不用歌功颂德的谥号，对每一个曾经掌握极致权力的皇帝，他要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人”。

　　“柏杨让我感觉温暖”

　　广州日报：从写作体例上看，柏杨写史有一个突出的特色，不是以王朝更替作为篇章，而是以每一个世纪作为一个段落，给人一种整体史观。

　　张香华：大概是出于柏杨个性中对于传统的叛逆性、对现状的不满吧！传统史书强调“奉正朔”，一直到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人还是改变不了这个顽固的认知，一定要用年号、国号，死脑筋，无法突破。所以他偏要突破，采用公元纪年，以每一个世纪作为一个段落。没有国际观的文化，表现在很多事情上常常有令人窒息的感觉，他对这些令人窒息的东西深恶痛绝。

　　广州日报：在您的眼中，柏杨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

　　张香华：他这个人比较急躁，是一个工作狂啊，日以继夜地写书，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三天用。他容易发脾气，有时候真有点神经病的，有时候又有点“老来小”，像小朋友，生活上很依赖我，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很累的。

　　他最大优点就是很温暖、热情、嫉恶如仇。以前我教中文，每天要改作业，写评语，还要参与他的书的各项工作，包括校对啊、封面设计啊。每次我回来，他会跟我说，你辛苦了。这个让人觉得很温暖，而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样的话说不出口。

　　他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杨东晓，媒体人士)

　　柏杨自1951年至2006年封笔，写下了2000多万字的雄美篇章。由于他太丰富、太渊博、在人文领域涉猎太多的缘故，所以柏杨一直“无法归类”。

　　提到柏杨，华人世界里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因为他的批判波及“中国”、“国民性”、“传统文化”这些至高无上的词汇，而且像个眼

　　疾手快的大夫一针见血地刺穿了病人的病脉，所以他本人在恨天恨地恨铁不成钢地批判的同时，也遭受到潮水般的批判。

　　批判自己的祖国，在中国并不自柏杨始。近现代孙中山、林语堂、鲁迅都对中国提出过痛心疾首的批判。鲁迅在70年前批判的“染缸文化”现在已经能为国人平静地接受和认真反省，但是柏杨的“酱缸文化”一经提出，仍然掀起轩然大波。尽管如此，长成于上世纪80年代、受到此番点拨中国人，还是在20世纪末开始了文化反省。

　　对于国民劣根性和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柏杨无疑是位新时代的启蒙者。柏杨研究者朱洪海认为，柏杨的启蒙意义不仅影响了上世纪70年代末赶考并在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600万精英，并由这群今天处于中坚地位的人发出柏杨的声音，“借助600万精英，柏杨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这是柏杨作为师者的最大影响。

　　中国历史这部皇皇巨著其实演绎的就是“人史”。然而，柏杨讲得最透的绝对是“人学”。但凡提到隋炀帝杨广者，无不以“暴虐、荒淫”形容之。但是柏杨以入木三分的笔触，这样描述35岁以前和35岁以后的杨广：“他所展示出来的，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标准领袖，具有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的英雄性格，和救国救民、民胞物与的圣贤抱负。节俭、朴实、谦恭、虚怀若谷、好学不倦、礼贤下士、不爱声色犬马。——集人类美德于一身。”笔锋一转“可惜他欠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灵魂和情操，他夺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获得无限权力。”

　　掀过前尘旧事，柏杨于2004年他84岁高龄时出版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从而成为中国人的尊严之师。在中国人历史性的穷人乍富之时，有位师长这么喝一声是绝对有必要的。

　　无法归类的作家柏杨，其实是民族的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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